绵阳市

讨论儒学在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更新发展的经验，总结其更新发展的规律，可以为面向21世纪的儒学复兴和中华文化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。

……抑此但可云从情上说心，统性在内。【10】 船山以思之工夫统摄《大学》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工夫，这是因为思是《周易》继善、成性、存存一顺而下的大功能，是括仁义而统性情。

通过对四端之心、七情、尽道心的分析，船山进一步论证尽心为诸工夫之大全者，是在只思仁义这一本位工夫统摄下对心之诸结构即性、情、才之综合功能的运用。耳目口体皆有为善之才，而以心之思为先立之大者【13】，即第三节所述本乎思以役耳目。但问题是，阴阳二气与仁义之心相贯通，对受过现代科学精神洗礼过的我们来说颇难理解，即阴阳二气如何确立人之道德价值?船山是从阴阳健顺之良能即情才各异之阴阳健顺出发，论证人之成能，即从乾健之性、坤顺之性角度论证为仁由己，乾道也。（《读四书大全说》，第998页） 船山以思诚来涵括《中庸》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工夫，简言之，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。在此意义上，船山提出心者，函性、情、才而统言之（《尚书引义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2册，第366页）。

因此，船山指出：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，兼扩充，为道心也（《尚书引义》，第262页）。就是说，在本乎思的前提下，无须废黜耳聪目明之用，这正是圣学与异端之别，后者以为耳目聪明为道累而终不可用（《读四书大全说》，第1096页）。其他还有许倬云先生等。

朱彦臻: 嗯，谢谢老师鼓励。后来就一直沿用到现在。后来回想，这种选择无形中是受了儒家文化所谓治国平天下这种观念的影响。比如说，除了哲学研究之外，我也做一些历史的研究。

首先，是关于您的治学观念和经验的问题，其实您在您的《中国哲学方法论》里面已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和阐述了，所以我可能会就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细节再追问一下。彭国翔： 我再加一句，孔子说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我说我们应该是行有余力，则以普及。

所以我说，我们读文本时，一定要注意它自己的义跟法。我父亲是学物理的，他当然希望我学理科。朱彦臻：还有一个哲学方法论的问题，就是您有一个三元一组的哲学方法论，包括西学素养、国际视野还有文献基础。什么状态呢？就是各自说各自的，互相没有吸收。

不过差别不只是代际上意义的，同一代的学者之间，差别也可能很大。如果本来就只有那么点钱，又不能不断往里面存，很快就会透支的。当然，在研究生阶段，特别在我博士阶段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对我影响蛮大的。这个当然说来话长，很难展开了。

比如说，你阅读哲学作品的时候，可以同时阅读史学的作品。但是，我同时也强调一点：要了解我们中国哲学的东西，在借用西方哲学的同时，首先要弄清楚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在思考什么问题。

教书干什么呢？考科举、中进士，然后光宗耀祖。拿文科博士的培养来说，美国的文科博士有一整套的程序，培养出来的博士只要能通过答辩、拿到学位，基本都是合格产品。

沈裕挺：老师太谦虚了，您太谦虚了。余英时先生生前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我更希望我的名字出现在专业同行学者的footnotes里面，而不是出现在大众传媒的headlines里。学术的发展未必是进化论，后起的学者也不一定比过去的学者好，不然康德、黑格尔早就淘汰了，孔子、孟子也就早就淘汰了。我看了以后，就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就说，你现在要停一停，要尝试去看那些你不喜欢的哲学家，要训练自己的脑子的忍耐能力。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，结合您治学和培养学生的经历，这个具体该怎么去做呢？就是如何去熟读文献，把握义法？ 彭国翔：这个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些。

案件发生之后，我们掌握的线索一般都不会是全面的。要不然你的视域、方法和涉猎范围就是单一的，你了解的学术的内容就是单一的。

繁体字都不认识，又怎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呢？中国传统文化是用繁体字、文言文来表达的，没有专门的训练，不认识繁体字，读不懂文言文，怎么进入中国传统呢？ 现在社会上很多讲传统文化的，很多普及的，其实是不合格的。我中学时候是喜欢读文学的。

那时候好像叫伤痕文学吧。不过，对学生来说，也需要有不同的要求。

即使在博士阶段，你虽然选题定了。所以呢，当时我自己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。当然你最好不要一下子跳太远，一开始你还是应该在你原有的基础之上逐渐地扩展。至于能不能跨学科，能不能具备多学科的专业资质，那就看自己、看个人的造化了。

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，才能重新接触到西方的东西、海外的东西，也才能重新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。沈裕挺: 谢谢老师鼓励。

现在有些人其实是偷懒，不去好好读书，然后自以为可以拍脑袋就想出新东西来，那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。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需要仔细辨析。

比如服装上，现在也开始流行汉服了。朱彦臻：关键其实还要看学者个人的这种自觉和主动性哈。

那次是我第一次跟余先生见面。比如中国古话有经师和人师的区分。另外就是学科的转换或者说多学科的问题，这个跟你们提的所谓跨学科也就密切相关了。当然，这不等于说我们不可以借用古典的观念资源来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。

那你们在研究哲学问题上有没有一些视角或者具体方法上的差别呢？这是不是可能就是某一种意义上的代际差别呢？ 彭国翔：差别当然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能够体现这些理念和价值的人，能够体现公平的人、体现正义的人、体现这些价值的人，那样的话，可能会更有力量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先生，柳存仁先生也在。不是说普及没有意义，普及当然有意义。

对吧？我想这是一个问题。如果说一个学生只知道读自己导师的书，就不免成井底之蛙了。